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从《路易十四时代》到《中国孤儿》，伏尔泰不断深入研究儒学，从而不仅能在作品中较正确地评价孔子的地位及作用，亦能以儒学为本，在舞台上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以“言动周旋”、“情节对话”，向正在酝酿大革命的法国人民，形象地宣传了他所理解的儒家思想。

从此，孔子在他的启蒙宣传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定居费尔奈之后，在他掀起的著名的“反无耻之战”中，孔子更成了他高扬起的一面为理性和仁爱而战的旗帜1、伏尔泰孔子形象的“净化”在伏尔泰一七五六年以后的作品中，孔子的名字频繁出现。

每当伏尔泰论及那些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他崇尚的伦理大师，诸如卢克莱修、西塞罗、柯林斯、博林布鲁克时，总是不失时机地将孔子与他们相提并论了他在《哲学辞典》的“教义”一节中，甚至将孔子排在古代贤哲之首孔子出现在伏尔泰的梦境中，且排在古代贤哲之首，代表着正义和理性，去审判煽动宗教教派之争的狂热之徒。

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孔子此时在伏尔泰心目中占据着何等重要、何等崇高的地位恰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在深刻领悟了儒学的实质之后，特别是在现实的斗争中，伏尔泰已深深感到：“这位孔夫子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

他是理性之友，狂热之敌，他仁慈且安祥，一点都不将真理与谎言相混”所谓现实的斗争，即是指“反无耻之战”六十年代以后，伏尔泰在他自己的领地上，向当时控制着欧洲大陆的一切不人道，非理性、反科学的恶势力发起总攻。

而他攻击的首要目标，便是宗教迷信和宗教狂热伏尔泰一生饱尝反动教会迫害之苦，又亲见了蒙昧主义太多的罪恶卡拉、巴尔等无帮者的鲜血，丧促使他要发起这场“圣战”，以铲除一切罪恶，为人类寸回一个自由生存的权利面对强敌，伏尔泰必须锻造出足以致敌于死命的锋利的长矛利剑。

而此时的伏尔泰，经过近二十年的研读和反思，已深得儒学之精蕴。他要以孔子的质朴、真诚、宽厚和睿智，反衬出教会势力及权贵们的残忍、无耻，戳穿他们所宣传的教义中的谎言和骗局。

广告38岁女领导的生活日记曝光，解密职场有多内涵，令人头皮发麻×于是，自六十年代始，人们在伏尔泰的笔下，屡屡见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已经出现过的那个哲学家、思想家孔子的形象所不同的是，伏尔泰在新作品中一再从正面强调了中国贤哲的世俗地位。

在一七六一年版的《论风俗》中，伏尔泰增加了下面这段介绍孔子的文字：“他不是先知，从不说受神灵启示他只知持续不断地注重修身养性他只以哲人的身份写作，中国人亦只将他视为哲人”稍后，在《历史的哲学》一文中，这一形象又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论及中国宗教的“简朴、明智、崇高”时、伏尔泰随即写道：“他们的孔夫子…既不是受神灵启示之人，亦非先知先觉这是一位贤明的官员，他传授古老的法律我们有时说孔子的宗教，这种提法不妥他除了历代皇帝、刑部法部、古代哲人们都信奉的那种宗教外，并未提倡过什么别的宗教。

他只劝讲道德，从不宣传任何宗教奥义”明眼人一看便知，伏尔泰絮絮叨叨地反复强调孔子的世俗地位，实出于一种斗争的需要只有确保孔子形象的纯洁性，才能使他手中进攻的武器锐不可挡，既不会给别有用心者留下可乘之机，亦堵塞了无知者无意识“误读”的可能。

这或许亦可称之为一种“净化”现象。

但这里伏尔泰对孔子形象的净化，并不建筑在对任何渊源作品（包括耶稣会士的作品及欧洲神学家、哲学家们的转介、评论作品)误读的基础之上他愈深入研习儒学，便愈贴近孔子的真实虽说参阅的仍是同一些文本，但解读出的内容却更加符合孔子的本来面目。

因此，确切地说，孔子形象在伏尔泰作品中的净化，首先来源于接受者——读者伏尔泰对儒学认知的一种进化，其次才是为了服从斗争的需要2、孔子如何成为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我们从他六十年代以后对儒学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读”出这种“进化”来。

在此之前，孔子虽被屡屡提及，却仅限于对其生平的介绍，伏尔泰既未具体论及儒家典籍，更未引用过孔子语录但自他定居费尔奈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们在他的作品中可以读到对《大学》、《中庸》、《论语》具体的介绍：。

“他在第一本书中说学习治国者，必得每日自省在第二本书中他证实是上帝自己将美德镌刻在人心之上，说人生来性本不恶，是由于自身错误才变恶的第三本书是一部纯美道德的箴言集，你们在这部书中找不到任何低级趣味或荒谬的寓言”，还可读到更详实的论述，如：。

“他的书一开始就讲任何注定要治国者，‘应先复明其得乎于天之理性，如同擦净一面锈镜；应先自我更新，然后推以及人，止于至善’”再如：‘他劝导入们宽恕遭遇过的不公，只记住别人的恩德，不断自省、随时纠错，克制偏见、培植友谊，予之，不大事喧哗；受之，不猥琐低下，只取极需…他不仅教人端庄朴实，且要求讲谦逊，他提倡所有的美德。

”这些详述，准确地传递出儒学重伦理，道德说与政治紧密结合，且重修养、实践性强的特点倘若没有对儒学更加深入的研习，伏尔泰是谁以如此精辟地概述其要的更具说服力的是，他在作品中已经可以自如地援引孔子原话

广告因为得到美女欣赏，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请读下面这段出自《哲学辞典》的文字：“这或许是西方人的耻辱，出于什么样的不幸，我们要到远东去找寻一位简朴的贤哲他不图荣华、毫不招摇撞骗，在我们俗历六百年前，就已教导人们怎样生活幸福。

那时，整个北方尚未发明文字，而希腊人的智慧也才刚刚脱颖而出这位贤哲就是孔子他是古代立法者中唯一从不欺骗别人的人自他以后，有谁倡导过比这更善美的行为准则吗？”事实上，自“反无耻之战”始，伏尔泰对儒学的宣传即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他经常在作品中援引孔子语录，让这位中国古代贤哲直接面向欧洲公众，传授他那重义理、讲仁爱的学说对于这样一个“理性之友、狂热之敌”，伏尔泰由衷地钦佩除了在作品中不断宣传孔子和儒学外，在实际斗争中、生活中，他也真诚地奉孔子为师，并把一切为人类幸福而战的人们都团结在孔子的旗帜下，在“反无耻之战”中，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教会的残忍和不宽容，伏尔泰在自己的周围集结起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游击队”。

这支以他为统帅的队伍，包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以通讯的方式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发往各地的书信中，他以孔子的名义向几乎所有的战友们致敬他对达朗贝说：“我以孔子的名义拥抱您"；又对达米拉维尔写道：“以孔子的名义，我再一次向您道别”。

同样的表述方式频繁出现在致爱尔维修、格里木等人的信函中好显然，伏尔泰已将孔子视为他们这支队伍的精神领袖在一七七五年一封致达朗贝的信中有一段戏剧文字，似乎能更清楚地说明伏尔泰对孔子的态度：“听说前不久和尚们欲对孔门弟子发难，却被年轻的康熙皇帝机敏地平息下去了，这位皇帝的智慧超过其年龄。

此令我真想再多活几年”

此处的“康熙皇帝”，指的是当时继位不久的法王路易十六，“和尚们”则是教会势力的代名词，而“孔门弟子”，指称的是杜尔哥、孔多塞等一批锐意兴革的启蒙思想家在伏尔泰一七四五年以后的作品中，这种用中国话语讲述法国故事的手法屡见不鲜。

这一方表现出他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熟悉，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他心中的崇高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中的“孔门弟子”一词用的是复数3、孔子的“弟子”——伏尔泰自诩为“孔门弟子”的伏尔泰，对先师的虔诚和恭敬是有目共睹的。

一七六○年，杜尔哥曾到“快乐庄”（伏尔泰在瑞士境内的一处别墅)去谒见伏尔泰，伏尔泰高兴地接待了他为了表达对杜尔哥的欢迎，伏尔泰特意把他的贵客安置在一间挂有孔子肖像的房间里这件事给杜尔哥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致于他后来索性改称“快乐庄”为“孔庙”，而将伏尔泰尊称为“孔庙大主持”。

根据散落在伏尔泰作品及书信中的多处描述，我们可以推知，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伏尔泰在他“狡兔三窟”式的房产的每一处，都专门安排了一间“孔子之室”他在这些房间里恭敬地挂上孔夫子的肖像，把每年收获的第一穗谷物供奉在先师的像前，像中国士大夫祭孔那样，虔诚地膜拜这位“教育后代谨守美德”的中国贤哲。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伏尔泰尊孔敬孔，以孔子的仁爱之学，打击宗教蒙昧主义和社会的黑暗、不公由于他反复执著的宣传，孔子的名字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成为了公正、理性和自由的代名词无论孔子是否认可这位欧洲大弟子，法国学者对此却早已确认不疑，伏尔泰对孔子和儒学的热情，使所有严肃、全面的伏尔泰研究，都不可能避开孔子的名字。

雷蒙·纳弗在《伏尔泰其人其文》一书中，甚至将孔子列在伏尔泰的“精神教父”之中，与贺拉斯、拉辛、蒙田，与贝尔、洛克、牛顿齐名，称孔子“以持有的魅力引起了伏尔泰的关注”关于孔子“持有的魅力”，纳弗总结说，孔子和“人类道德的伟大导师们”，“以他们的仁慈，他们的善良和正义感，激励了”伏尔泰，使之“心甘情愿地从他们那儿接受了启蒙宣传的主要内容”。

由于语言和专业的限制，纳弗及其他研究伏尔泰的专家们不可能、也不需要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他们的研究往往满足于援引伏尔泰，然后从中引出上述结论来4、上帝与孔子综观伏尔泰的作品，举凡论及孔子、儒学之处，先于一切的话题总是中国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是十八世纪欧洲人最受困扰、最为关注的问题，因而也就成为启蒙作家伏尔泰笔下最重要的主题伏尔泰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激烈的自然神论者”此后，他一直积极而坚定地捍卫这个推崇理性、与启示神学尖锐对立的革新观念。

在《哲学辞典》“宗教”辞条下，他把理想中的宗教归结为：“桊拜上帝、公正、宽容和人道”，这实质上是伏尔泰为自然宗教所下的定义。

其中包括了两条重要原则：尊崇上帝和注重道德伏尔泰相信天地万物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在这方面，他首先接受的是牛顿的影响：上帝是敲响宇宙时钟的第一推动力，是确立自然法则的立法者尽管他也知道这种解释只说明了一种可能性，并不像几何证明那样令人信服，但受时代和知识的局限，伏尔泰对世界的起源、秩序只能做如是观。

不过，这个上帝在做完这一切后就隐遁了，如同一个建筑师，盖好了楼房后就与这座建筑物无关了一样，他不再干预人世间的事物，一切都依靠自然法则自行运转这样，人就摆脱了神的监视，获得了行动的自由伏尔泰只有在遇到困难，解释不了复杂的现象时，才求助于神。

然而，一个被动而冷漠的上帝，不符合伏尔泰积极的人生态度出于实用主义的原则，他希望存在着一个具有道德属性的神对他来说：“承认存在着一个赏罚分明的上帝”对维护社会公德有益，因为“他既可制约我们，又可补偿我们”：而否认上帝存在只会“使我们陷入绝望的灾难中和沉溺于不知廉耻的罪恶中”。

所以无论如何，“即使不存在上帝，也需创造出一个来”孔子和伏尔泰，都处在“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的转型期而殷周之际的中国和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虽然中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时空距离，却都是以置疑神性，使之非神圣化，作为意识形态方面解构旧文化的大前提的。

因此，改造神性，寻找一个符合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理性的至上神，就成为了这两位思想家共同的精神焦虑当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在耶稣会士们的作品中，读到了孔子只崇尚一个“至高无上、奖善惩恶的天”时，当他读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类的儒家教诲时，他立刻就认同了这个知情达理的、给人以道德的“天”，迫不及待地宣称孔子对“上帝的解释达到了人类思想所能想见的最纯美的地步”。

不仅如此，伏尔泰还在耶稣会士们所宣传的儒教中找到了更多他所向往的东西伏尔泰憎恶《圣经》历史的荒诞不经，欣喜地谈到在中国古代经书里，“人们看不到任何奇迹、任何预言，甚至也看不到任何其它国家的立国者们，都干的那类政治欺骗勾当”，这使中国最早的经书远胜过”所有讲其他民族起源的书”。

尽管在这些赞誉之辞中存在着明显的夸张，我们却不能否认伏尔泰在基本的立论上没有错误“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在修纂“五经”时，“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使中国早期的经书脱去了神怪迷信的色彩，以其现实主义的特色而远胜过《圣经》和其他民族的古老经书。

正是孔子“重人道、轻天道”的现实主义思想，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非宗教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宗教并不享有如在欧洲部分地区那样的尊荣”、“宗教不得以任何借口反对皇权”；中国人“认为最简朴的宗教祭礼即是最好的”、“中国皇帝是帝国的大祭司，他们将亲耕的初次收获希献给唯一的上帝”，儒家“是世上唯一一未被宗教狂热所玷污的宗教”、它“没有神喻、没有深奥的教理、没有文人间的神学争论”。

这个如此“简朴、明智、庄重，摆脱了一切迷信和残忍”的中国宗教，使伏尔泰“心向往之”它不仅证实了自然宗教的古老性和普遍性，而且大大启发了伏尔泰，丰富了他的宗教改革计划就其实质而言，伏尔泰的自然神论是以追求人性解放，现世幸福为终极目标的，因而除去承认一个理性的至上神以外，他拒绝任何与人世无关的形而上的思辨，任何践踏人性的宗教教义、教规。

正是这种张扬人性、反对神权的现实主义追求，使伏尔泰由衷地钦佩孔子，赞扬中国宗教的纯洁和崇高，并以此丰富了他的富于人道、脱离迷信和偏见的自然宗教的内涵（正文完）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