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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罗蒂：一位美国哲人的诞生》，[美]尼尔·格罗斯著，胡艳红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知识生产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头脑中的灵光一闪，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这一点对于今天的社会学家来说似乎已是陈词滥调，但呈现这一过程绝非易事。

社会学家尼尔·格罗斯在《理查德·罗蒂：一位美国哲人的诞生》的开篇讲了一个故事：196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哲学副教授的年轻学者罗蒂发表了一篇论文，旨在捍卫分析哲学中的“同一理论”；18年之后，已是弗吉尼亚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的罗蒂在一份通俗杂志上发文，批评分析哲学建构科学知识体系的努力已成为空中楼阁，主张哲学走向人间，关注重大社会议题。

如何理解罗蒂从分析哲学家向人文主义者的转变？这正是此书试图回答的问题不仅如此，格罗斯有一个更大的抱负：为学术思想的选择和转变提供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罗蒂是谁？他生于1931年，18岁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21岁获哲学硕士学位后去耶鲁大学深造，25岁完成博士论文答辩。

短暂任教于韦尔斯利学院后，罗蒂转至普林斯顿大学并在39岁时晋升为正教授，此时他已被视为分析哲学界的代表人物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与分析哲学渐行渐远，并在1982年跳槽到弗吉尼亚大学，和其他专业的学者有了更密切的来往，最终于1998年加入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

到2007年去世前，罗蒂不仅跻身于被引量最高的哲学家之列，更是西方最为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格罗斯于2002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该书正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凭借这篇论文，格罗斯博士毕业后成为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并升至副教授，还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会刊《社会学理论》的主编。

目前，格罗斯任科尔比学院社会学讲席教授，是美国中生代社会学家中的佼佼者，在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领域影响广泛哲学社会科学对学术思想变迁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人文主义强调思想家的品格和个性，将其观念置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进行解释，但忽略了结构性社会因素的重要性；语境主义探寻思想家的意图，考察他们和同时代人的对话，但缺乏理解思想背后社会进程的分析工具；后结构主义致力于分析文本背后的宏大结构，但未能提供从宏观结构到特定思想的因果链条。

在社会学内部，至少从曼海姆开始，知识社会学就试图寻找思想背后的社会存在，但这种“存在”到底是什么？社会存在如何催生学术思想？社会学家缺乏有说服力的理论工具直到20世纪晚期，布尔迪厄和兰德尔·柯林斯才提出了有力的解释模型。

布尔迪厄将学术场域视为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竞逐符号资本的社会空间，其中出自特权阶层的学者在晋升时更具优势，更易被学界领军人物接纳，因此倾向于选择具有较高地位的理论和立场；而出身平凡的学者往往以非主流理论来撼动主流观点的特权地位。

柯林斯同样认为冲突是学术圈的本质，但将重点放到学术网络上，强调知识生产是学术冲撞激发情感能量的后果，而学术声望来自一个人在学术网络中的位置这两种观点均可以解释罗蒂学术生涯的不同方面罗蒂的父母皆为20世纪上半叶纽约知识分子圈的活跃分子，这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文化资本，并使他轻易进入学术网络的核心。

罗蒂虽然在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接受了反分析哲学的教育，却先将自己打造为分析哲学家，这和他对学术声望的追求有关因为分析哲学彼时处于正统地位，而这也为他谋得了梦寐以求的普林斯顿大学教职但罗蒂的出身早已埋下了反逻辑实证主义和反分析哲学的种子。

20世纪初，大量有学术天赋的移民后裔遭到学术界的排挤，这驱使他们以人文主义思想武装自己因此，拒斥分析哲学及其所代表的科学主义使罗蒂得以最大限度地维持自己的学术和文化资本然而，布尔迪厄和柯林斯既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罗蒂为何在学术生涯巅峰离开分析哲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也无法解释他在芝加哥大学读硕士时为何没有选择逻辑实证主义权威卡尔纳普为导师。

格罗斯认为，新观念社会学是一种更令人满意的解释学者观念的路径传统的知识社会学将观念视为对宽泛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反映，而新观念社会学力图揭示学术思想相对自主的社会逻辑，例如不同的学术部门、学科以及学术网络中的学者生活。

新观念社会学如何解释罗蒂的学术轨迹？格罗斯提出了“学者自我概念”理论，认为一名学者会向自己和他人讲述自身作为学者的故事，关于其特有的兴趣、性格、价值观、品味和能力的故事不仅如此，这些都是类型化的故事；也就是说，思想家往往将自己描述为特定类型的学者。

一旦这些故事成型，它们会对学者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使他们亲近某些思想，拒斥其他相冲突的思想在这里，格罗斯显然将“自我概念”视为自我认同的重要维度自我认同在一个人的行动选择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社会学的经典智慧，但社会学家在分析包括其自身在内的思想家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点。

格罗斯指出，学者不仅和任何社会行动者一样具有自反性，而且其自我观念往往强于一般人我们都知道，学者喜欢谈论自己不仅如此，学者往往有关于自己的完整叙述在格罗斯看来，这种自我叙述不是经验的附带现象，而是对学者的社会行动有独立的影响。

更具体地说，罗蒂从学院派哲学家转向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者，反映出他从以学术地位为核心考量的职业阶段转向了更关注自我认同的职业阶段随着罗蒂学术声望的确立，“美国左翼爱国者”这一自我概念在其自我认同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决定性地影响到了他学术生涯的中后期，并与其他因素一起推动他回归自己的实用主义“故乡”。

作为一名学者，尤其是一名博士论文以此为题的学者，格罗斯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得以结识罗蒂本人，并有幸查阅上千页的罗蒂私人文件和家族档案，这为该书探讨身份认同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便利和可信度不仅如此，格罗斯精通实用主义哲学本身——他曾在多篇论文中将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社会学理论——这使他在探讨罗蒂的思想时游刃有余。

事实上，仅就重构罗蒂的学术生涯而言，该书已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正如格罗斯所言，该书并非一部简单的罗蒂传记，而是以罗蒂的学术生涯为个案，探讨哪些社会机制和进程影响学术思想的选择和转变罗蒂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学者的人生不仅是智商、苦读和运气的交汇，更是策略与身份认同的复杂互动。

在这个意义上，格罗斯是对的：思想史可以从社会学分析中获得大量灵感（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本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ID：jrtt